怎样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

在下个世纪初，中国能不能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以我国的国情，怎样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是全民族的一件大事。在新世纪日益临近之际，肩负重任的清华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王大中将怎样去完成民族的重托呢？

记者：您和清华大学的全体同仁提出了一个既辉煌又艰巨的目标：2011年，也就是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从现在算起，距离这个目标还剩13年，清华将以怎样的步骤去实现这一目标呢？

王大中：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清华大学确定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发展模式，并制定了分两阶段的发展步骤。第一阶段是从1993年到2001年，即到清华建校90周年。这一阶段我们重点要做几件大事：一是要完成学科结构的调整，把清华从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中形成的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变成一所综合性大学。另外在教学体制方面，我们也作了力度相当大的调整。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的高层次高质量，我们将全面实行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衔接培养，目前，清华的研究生已达5000多名，与本科生的比例是2∶1。我们还要加快完成师资队伍的新老交替，完成相应规模的研究基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建设一流大学打下物质基础。第二阶段是21世纪的前10年。在这一阶段里，我们不仅要建成一流的理工科，还要建成一流的人文社会学科，以及医学和生命学科。清华历史上没有医学，但21世纪生命科学将是领头的学科，因此在整个学科的设置中我们确定了它的位置。

记者：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工业基础和科学发展水平都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把一个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显然难度相当大。您认为清华要实现这个目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您将采取哪些办法缩短清华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

王大中：要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困难确实很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学科建设方面。清华历史上曾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因此出了很多人才。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把清华的理科、人文、社科方面的学科都调出了，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把它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是很不容易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逐步恢复与建立了理科、经济管理、人文社科、法律等院系，现在的问题是要尽快通过国家的支持、清华自己的努力、兄弟院校的合作，通力来使这个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以适应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第二方面的困难是师资的新老交替。我们要补充的不是一般中上水平的人，而是拔尖的人才。这就需要创造相对优越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和较好的待遇来吸引他们。要想从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聘请一流的师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必须解决的问题。人才必须在竞争、流动中才选得到。因此我们对青年教师一般先定3年合同，并且提出“非升即走”的原则：如果在规定的年限中不能被正常提升，就动员他离开清华。第三方面的困难是投入不足。总的来说高等院校都有这个问题，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投入不足，是很客观的一个限制因素。

要缩短这些距离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根本的办法就是要发扬我们的优势。21世纪初，在我国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事情，是政府行为。因此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当然，我们自己也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吸引各界对清华的支持。

记者：您是我国著名的核能专家之一。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核能研究。但是作为一校之长，显然不仅应该是杰出的科学家，还应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家。您任职以来，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何感受？

王大中：世界著名的大学校长多数是从著名的教授学者中推选出来的。其中一些人任校长多年，逐渐掌握了教育规律，成为出色的教育家。我过去是从事核能研究的，这几年主持校务工作。我觉得两者之间有共性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在科学研究中，既要遵循科学规律，又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而办学则要遵循教育规律，同时又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核能的研究开发，往往是很大的项目，需要人数众多的科研群体参与，需要涉及到很多学科领域，这里就有一个如何调动大家积极性、实施科学管理的问题。

从这方面来说，与办学也有共性。要说不同的方面，我觉得，做为校长，要更多地考虑如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如何制订学校总体发展规划，要求政治水平、政策水平要更高。同时，做一个校长，知识面需要拓宽，特别是对我们学理工的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尤其需要拓宽。

记者：去年6月，杨振宁教授在接受清华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曾说，清华大学的生源水平不比美国哈佛大学差。但高质量的生源不等于高质量的人才。几十年来，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在各个领域栋梁辈出，您认为主要的经验是什么？

王大中：我国是人口大国，中华民族是聪明优秀的民族。在这么多人中选择最优秀的人到清华上学，清华的生源水平确实比美国一些高校有优势。清华的人才培养，有着优良的传统，注重基础教学，注重实践与能力的培养；我们还提倡学生不仅在课堂上，还要在社会活动中，社团活动中，班级活动中锻炼自己的能力；培养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面对21世纪，我们在注重加强学生全面素质的同时，还将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出高水平的多种人才。

记者：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总体质量是很高的，但近几年毕业生出国的比例较大，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大中：对于出国留学我们国家是有明确政策的。即支持出国，鼓励回国，也鼓励各种形式的回国服务。目前，清华本科生出国比例为15％。我们要做的是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出国目的，减少盲目性。面对世界科技的发展，在一段时间里到国外去学习，我觉得这对青年人更好地了解世界科学技术前沿是有好处的。但对广大同学来讲，他们的事业在国内。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很多人才，为有才华的青年提供了很多机遇。放弃这些机遇对他们本身的发展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们既支持他们出国学习，又鼓励他们回国服务。

记者：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以来，访问了世界各国不少著名或知名大学。在您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要上一个新台阶，应从哪些方面吸取国外的经验？

王大中：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经验很多。从宏观上看，首先，这些大学具有若干高水平的、能代表国际潮流的学科领域。它们不仅在知识的传授、传播、创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知识转化生产方面起着重要的孵化器和辐射源的作用，推动着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如美国斯坦福大学与硅谷；麻省理工学院与波士顿128号公路；英国剑桥大学的科技园等，都充分说明了一流大学的重要作用。另外，世界一流的大学，往往是国家政治、经济的思想库。像哈佛大学、伯克利大学等等，他们在国家的政策研究，甚至一些重大决策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流大学注重启迪学生思维，发展学生个性，开发学生创造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若干年后能成为骨干人才。一些研究型大学，更把培养重点放在高层次的博士生上，且研究生比例都较高。第三是师资队伍。每一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师资，其中不乏国际著名的学术大师。这是我们特别羡慕的。他们的大学校长要花相当大的力量去选拔吸引优秀人才。在我国，要把一批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大学来，除了校长的努力以外，恐怕还需要国家的支持。

当前，世界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我国的传统工业比发达国家落后较多，但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高新技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机遇。历史机遇不是经常有的，如果我们能抓住当前的机遇，就可以迎头赶上。在这场新的较量中，清华要在知识的传播、创新和转化生产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许多与您共过事的人都认为您特别善于理解别人，并且善于使一个好的设想成为大家的共识。

王大中：我想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强项，就看你怎么去发挥。如果你能使每个人的强项得其所用，把每个人意见中的好主意集中起来，就能使我们这个班子成为一个高效能的发动机。我们清华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领导班子成员能够相互理解、支持，工作中互相配合、形成合力，相互之间的友谊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记者：听说您在读书时就喜欢艺术、体育，曾是学生舞蹈团的主力，难度极高的鄂尔多斯舞跳得最出色，游泳、足球、棒球也很爱好。您在学生时代培养的这些兴趣，对您今天的事业是否还有影响呢？